一带一路 | 挑战、风险与中国企业的突围之道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动。以特朗普总统2025年4月2日宣布的"对等关税"为标志，美国已背离了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转而推行带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传统双边和对等谈判策略。美国从其曾推动的贸易规则转向，转而单纯以本国利益和贸易平衡为导向，实质上对全球化的核心价值发起了挑战。

以规则为核心的全球化秩序，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与互联互通的根基，也是中国能够实现"走出去"、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国际化的重要制度土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此外，在习近平主席2013年的推动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推动亚欧非大陆及更广范围内的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型全球合作体系。

在这一宏大战略构想中，工程企业无疑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既是中国产能转移的主力军，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的中坚力量。通过承建铁路、公路、港口、电力、通信等大批重大项目，工程企业不仅推动了中国装备、中国标准、中国管理的输出，也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项目开发、投融资合作、属地化管理等宝贵经验。

然而，随着全球贸易秩序的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工程市场施加更高门槛与政治干预，工程企业正面临诸多挑战。原本依赖于稳定全球化秩序展开的项目，如今不得不应对关税壁垒、融资限制、地缘冲突以及国际舆论环境的复杂化。这不仅考验企业的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也倒逼它们从传统的"走出去"模式，向更加注重质量、安全、可持续性与属地合作的新发展路径转型。

本文将聚焦全球贸易体系与"一带一路"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别是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规则动荡所带来的现实冲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工程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实施主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应对路径，力图为处于新时代转型关键期的企业提供战略思考与方向建议。

二、全球化贸易体系的演变与"一带一路"的战略逻辑

全球化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战后国际秩序重构基础上，经过多轮制度协商、利益协调与技术进步推动下逐步形成的。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非歧视、透明、公平竞争和争端解决机制成为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支柱。这一规则体系大大降低了国家间贸易壁垒，促进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高度融合，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制度红利。

中国是这一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总值持续增长，制造业产能不断扩大，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升级，逐步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大量中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参与国际工程承包、投资合作和跨境并购，不仅实现了本国产能的外溢，也积累了全球项目运作的经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应运而生。该倡议本质上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它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以互联互通为手段，贯穿"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合作方向，旨在推动欧亚大陆及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重塑全球经济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在多个国家推动了上千个基础设施项目的落地实施。这些项目的成功运作，并不仅仅依赖于中国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与资金投入，更深层次的制度依赖，恰恰建立在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之上。对工程企业而言，这种依赖具体体现在：

1. 关税与贸易便利化制度保障设备与材料跨境流通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涉及大量机械设备、工程材料及成套系统的跨国采购与运输。全球化体系下，关税透明、通关简化和货物自由流动是项目实施的前提。例如，中国工程企业在非洲、东南亚执行水电站、电网建设项目时，往往需要从本国或第三国调运高压开关、电缆、控制系统等关键设备。若无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与关税协定，企业面临的物流成本与清关时间将显著增加，甚至直接影响项目工期与可行性。

2. 通用技术标准与认证体系推动项目对接

国际工程项目不仅要求"建得出"，还要"接得上"。这就要求企业的设计、建设与运维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标准体系（如IEC、ISO等）。全球标准的统一与互认，是工程企业"走出去"的技术基础。例如，中国电力企业承包工程时，需要通过专业认证，并满足世界银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规范。这种标准的融合，正是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规范的协调统一。

3. 多边融资体系构建项目资金支撑网络

"一带一路"工程项目大多投资规模巨大、回收周期长，仅靠企业自有资金远远不够。因此，依赖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低息贷款与联合融资，是众多项目得以启动的关键。而这些机构之所以得以稳定运作，正是建立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信任基础上。若全球化受阻、资本市场风险增加，将严重影响项目落地。

4. 自由汇兑与跨境支付体系保障项目资金流动

工程项目涉及海外支付、工资发放、材料采购、税费结算等多项跨境资金操作，对企业而言，资金的自由兑换与支付通畅是运营效率的保障。WTO框架下，各成员国承诺在经常账户下逐步实现自由汇兑，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提供了制度便利。一旦出现资本管制加强、汇率波动剧烈，企业将不得不面对项目回款延迟、资金不确定性等多重风险。

5. 国际法律与争端解决机制保障项目稳定履约

"一带一路"项目多为跨境合同，涉及多法域、多方主体和复杂的合作结构。工程企业在面临纠纷或索赔时，往往依赖于国际商事仲裁体系（如ICC、SIAC、HKIAC）解决争议。这些机制的运作基础，同样是全球化所赋予的国际法认同与执行框架。全球治理体系一旦破裂，将加剧法律不确定性，企业面临的合同违约、投资安全等问题也将更为突出。

6. 全球供应链协同能力提升项目质量与效率

现代工程项目早已不再是"单边输出"，而是高度依赖全球协同的系统工程。例如，中国工程企业承建中东某国的燃气联合循环电站，由德国提供燃机，美国提供控制系统，西班牙负责设计，中国完成EPC管理与施工，本地分包商参与配套建设。这种高度互联的供应链体系依赖于开放的国际分工网络，而非封闭的"自给自足"。全球化受限后，企业可能不得不面对高关税带来的断供、成本变化、项目延误甚至战略性技术无法引进的风险。

应该说，"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对外合作倡议，更是中国建设企业在全球化平台上展开的一种制度性工程实践。中国工程企业正是在这一规则环境中，才能以较低制度成本、高效协作方式开展海外项目。当这一平台面临系统性瓦解时，工程企业首当其冲，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全球布局、安全边界与合作模型。

三、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的提出及其对全球贸易秩序的冲击

2025年4月2日，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宣布实施"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政策，明确指出美国将对所有国家征收至少10%的关税，对与其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和地区按顺差额度征收高额对等关税。此举被视为美国对以规则为核心的全球贸易秩序的一次根本性挑战。

1. “对等关税"政策的本质与动因

美国实施"对等关税"的核心理由，是长期以来美国对世界多数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德国、日本、墨西哥等国的商品进口远超出口。特朗普政府认为，这种结构性逆差是由"不对称的关税政策"和"他国对美市场的不开放"导致的。因此，美国主张，凡是对美出口商品征收高关税的国家，美国将以同样的比例回敬，以此来实现"对等"的贸易环境。

表面看，这种政策似乎主张公平，但实质上是以"美国视角"定义公平，通过单边强制手段重构国际贸易秩序，其背后隐藏的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逻辑。这种政策完全回避了多边谈判机制和制度协调，绕开WTO争端解决路径，转而依赖美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强推政策，意图以自身市场规模和经济实力为杠杆，迫使他国让步。

2. 对WTO及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直接冲击

"对等关税"的出台，实际上削弱了WTO最根本的多边主义原则——最惠国待遇。根据WTO规则，成员之间应对所有伙伴给予统一的市场待遇，不能因双边贸易差异而实施差别关税。但"对等关税"直接按照国别、贸易顺差来设定差异税率，完全违背了非歧视原则。

更重要的是，美国并未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申诉其"贸易不公"指控，而是绕过国际机制，直接采取单边征税手段。这不仅使WTO原有的制度架构被边缘化，也会鼓励其他国家仿效，开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关税报复与经济脱钩。

3. 全球产业链与工程市场面临结构性震荡

对于全球工程市场而言，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带来的后果远不止关税本身。更严重的是，它将从制度层面动摇全球产业链协作与跨境投资信心：

关税冲突可能传导至设备、技术与服务贸易：工程项目中大量使用的技术设备（如燃气轮机、电力系统、自动化控制等）依赖多国供应，若各国相互加征关税，将直接拉高工程成本与周期。

战略调整与依赖减少：部分市场可能出于战略考虑，减少对中国企业的依赖，以降低在美制裁或报复下的连带风险，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面临更高的政治阻力与合同不确定性。

全球资本流动趋紧：投资者可能因国际贸易秩序的动荡，降低对大型跨国基础设施项目的兴趣或提高风险溢价，影响项目融资能力。

4.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间接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全球化的战略回应，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与人文交流。而"对等关税"政策打破了全球一体化的贸易条件，削弱了"互联互通"背后的制度支撑。

例如，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接受中国企业承建项目的同时，也希望通过项目出口产品至欧美市场。但当全球市场壁垒加剧、各国面临被美国列为"高关税国家"风险时，这些国家可能对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产生顾虑，担心被牵连进大国博弈之中，从而对项目实施与后续合作形成制约。

"对等关税"是一次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结构性冲击，其背后反映的是大国竞争格局重塑与全球秩序碎片化的趋势。在这种新环境下，中国工程企业亟需重新评估全球布局与风险防范逻辑，从依赖规则红利向主动布局转型。

四、全球化贸易体系对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支撑作用

过去十余年，中国工程企业的"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工程设计、施工、装备制造等企业活跃在亚非拉多个地区。从本质上看，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市场扩张行为，而是建立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之上的产能转移与产业链重构的战略实践。在当前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回顾全球化对中国工程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尤显重要。

1. 全球化体系下的资源配置优势

全球化的核心价值在于要素的跨境流动和配置优化。中国工程企业在强大的国内市场支撑下建立的产业链优势是在全球范围内承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关键：

l利用中国本土的成熟制造能力与工程设计能力，形成项目总包与设备集成优势；

l借助全球金融体系实现多边融资，例如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行、丝路基金等渠道获取长期项目贷款；

l通过自由贸易制度下的设备与材料流通，跨境采购、统筹物流。

这一切都依赖于全球相对稳定的市场准入机制、自由贸易协定、多边贸易规则与跨境金融协调体系。如果没有WTO框架下的非歧视与最惠国待遇原则，中国工程企业将难以在海外市场建立成本优势和资源协同能力。

2. 多边贸易机制为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环境

对于国际工程项目而言，合同履约周期长、金额大，风险跨度广，企业极度依赖一个稳定的外部制度环境。全球化贸易体系通过多边规则设定了贸易争端的解决路径、合同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及透明的政府采购政策，使得中国企业在境外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例如，在一些非洲和中亚国家，中国企业能够参与当地的能源、水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因为项目获得了多边机构如世行、亚行的背书或融资，而这些合作都基于各成员国对WTO规则的认同和遵守。

3. 全球化推动中国工程企业形成完整的国际项目链条

在全球化推动下，中国工程企业逐步完成了"设计—制造—施工—运维"全链条的海外输出路径。以电力、水泥、轨道交通等行业为例，企业不仅输出工程，还能输出设备、标准乃至后续服务，这正是全球化"互联互通"逻辑的体现。很多企业甚至在东道国建立本地公司、属地化团队、培训中心，推动了价值链的本地延伸。

与此同时，自由贸易体制也带来了统一的标准体系与认证互认等机制，使得企业可以按照一套规范体系打通多个区域市场。例如，中国企业取得ISO体系、欧盟CE认证或美国UL认证后，可以更便利地将技术与设备服务输出。

4. 供应链全球协同对项目成本与效率至关重要

工程总承包项目普遍涉及多个国家的设备与材料采购。例如：燃气轮机项目中的高端机组与控制系统可能来自欧洲、美国或日本；轨道交通工程中的信号系统、制动系统常需引进德、美、加等国技术；海水淡化制水项目设备依赖欧洲或美国生产。

全球化贸易体系使得这些跨国采购变得可能、成本可控、流程高效。而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壁垒上升、出口管制加剧、跨境物流受阻，中国企业将面临成本激增、项目延期、违约风险上升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具体表现包括：

l项目审批延迟：由于东道国担忧与中国合作可能引发对美贸易冲突，工程项目在审批环节可能被人为拖延或否决。

l融资难度上升：西方金融机构在政治导向驱动下，可能收紧对"一带一路"项目的信贷与担保政策。

l供应链中断：关键零部件或专业设备因美国技术出口限制而无法正常交付。

品牌与属地化运营压力加大：受舆论与外交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与公众监督。

五、全球化体系动荡对"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与挑战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冲突频发、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出台的影响下，预计全球化体系的不确定性将显著影响到"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节奏与实施环境，给中国"走出去"的工程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风险。

1. 贸易壁垒上升与设备材料供应链中断

"一带一路"项目普遍跨境跨度大，所需设备与材料往往来自多个国家。一旦各国加强进出口限制，工程企业将面临：

l关键设备进口受阻，如电气设备、高端控制系统和专业设备等。

l跨境物流周期延长、成本飙升，对项目进度形成严峻挑战。

l供应链不稳定引发工期延误和索赔风险，甚至威胁企业信誉与融资能力。

尤其是一些受美欧出口管制限制的高端技术与产品，可能因政策收紧而无法在项目中继续使用，迫使企业在项目中期被迫更换技术路径、增加调试与再设计成本。

2. 投资环境趋于复杂，项目实施不确定性上升

全球化体系的不稳定使得项目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加剧。尤其是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身国力弱小、制度不健全、法治薄弱，对外资依赖较强，在外部冲击下可能出现：

l政权更替导致政策逆转，合同履行遭遇障碍；

l本币大幅贬值，项目收益被侵蚀、融资成本上升；

l财政状况恶化，业主方支付能力减弱、项目停摆风险上升。

企业在项目执行阶段面临的不再只是技术和管理挑战，更是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

3. 项目融资与多边合作机制受限

"一带一路"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严重依赖主权担保贷款或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然而，在全球化退潮、发达国家资本流动趋紧的背景下：

l国际融资利率有可能上升，提高了项目整体资金成本；

l多边机构出于政治考量收紧审批，对中方主导项目提出更高要求；

l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批评甚至敌视态度，在国际金融环节制造障碍。

对工程企业而言，这不仅延缓了融资进程，还可能削弱中方在项目中的主导权与话语权。

4. 属地化压力增加与人力、文化风险加剧

全球化的倒退，使得各国本地政府越来越强调本地参与率，要求项目更多雇佣本地人员、采购本地产品，这对中国工程企业提出更高管理要求。同时：

l跨文化管理难度加大，语言、宗教、习俗等因素影响团队协作效率；

l属地人才培养周期长、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易影响施工质量；

l本地社区或劳工组织干预项目实施，出现抗议、罢工或媒体压力事件。

这些风险在传统全球化框架下本可通过制度安排有效规避，但在当前"规则弱化"的趋势下有可能加剧。

5. 项目合规与法律诉讼风险上升

随着全球标准体系碎片化，中国企业在海外工程项目中将面临更多的法律与合规挑战：

l工程项目需要满足多国环保、劳工、人权等法规，违反规定可能遭受调查、停工或惩罚；

l某些国家试图通过"法律战"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关键基础设施项目；

l在缺乏WTO有效调解机制的情况下，纠纷更易演变为双边政治冲突。

"一带一路"倡议原本建立在开放、稳定、合作的全球化体系之上，而当前体系的动荡正在对其根基造成冲击。中国工程企业作为实施主体，不仅要应对项目层面的技术与管理问题，更要在一个充满地缘政治风险与制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六、应对全球贸易格局重塑：中国工程企业的战略调整路径

面对以"对等关税"为代表的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以及全球化体系深度动荡的外部环境，中国工程企业必须从传统的"输出导向"思维中跳脱出来，转向更加注重风险管理、属地协同、产业链安全与战略灵活性的"可持续国际化"路径。唯有如此，才能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同时，有效抵御外部冲击，实现全球布局的韧性提升。

1. 从”项目导向"向"战略导向"升级海外布局思路

在过往"走出去"过程中，许多工程企业采取机会驱动、项目驱动的扩展模式，缺乏中长期的市场战略与区域经营规划。面对全球格局的不确定性，企业应当：

l明确核心市场与可持续区域，例如聚焦中东、东南亚、拉美等经济基础较稳固、政局相对友好的国家；

l制定"多元市场 + 分层运营"战略，提高对市场风险的识别与应变能力；

l强化总部对海外项目群的战略管理职能，推动"区域+行业"的双线市场管理模型。

2. 强化属地化能力，打造"扎根式"国际工程平台

属地化不应仅限于劳务与采购，更应向技术、管理、资本与组织结构延伸。工程企业可通过：

l在重点国别设立本地法人公司，实现项目投融资、采购、税务等功能本地运营；

l推动本地员工管理层比例提升，形成组织稳定与文化融合；

l与当地高校、培训机构合作，建设技能人才培训体系，打造可持续的人才供应链；

l在政策允许条件下，与本地资本合作设立合资公司或PPP平台，共同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3. 构建灵活稳健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面对供应链中断与贸易壁垒上升的挑战，工程企业应从“单一依赖”向“多元协同”调整采购与供应战略：

l建立“多源采购+区域供应链”模型，减少对特定国家或企业的依赖；

l在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区域培育本地供应商网络，实现供应链在地化；

l推进关键零部件与技术设备的国产替代或联合开发，掌握核心环节自主性；

l加强供应链可视化系统建设，提升对跨境物流、价格波动、合规要求的实时感知与应对能力。

4. 提升国际合规与合同管理能力

国际工程项目的合规要求正快速演变，工程企业需强化合规治理体系：

l建立国际法务与合规团队，熟悉各国税收、环保、用工等法律；

l在合同谈判阶段注重争议解决条款、政治风险分担机制、不可抗力条款等关键内容；

l强化与国际法律顾问、保险机构、信保机构的协同，提前做好法律风险评估与对冲设计；

l推动合同与项目执行流程“合规内嵌”，在设计、采购、施工各环节预防性识别风险。

5. 拓展海外“软服务”能力，提升价值链掌控力

全球工程市场正在从“产品交付”向“系统解决方案”转型，工程企业应向下游延伸：

l提供集设计、融资、建设、运维于一体的一站式总承包解决方案；

l加强对海外客户需求的研究，特别是新能源、数字化、智慧基础设施等领域；

l拓展项目运维与咨询服务，探索运营期参与与股权合作模式，增加非工程收入；

l建设面向海外市场的数字平台与客户关系系统，强化品牌与用户粘性。

全球化不再是一条直线向前的快车道，而是进入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重构期。对中国工程企业而言，“走出去”将不再只是市场扩张，而是一次组织能力、战略眼光与全球适应力的全面升级。

七、结语与未来展望：在裂变中重塑全球化角色

在当前全球化体系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美国“对等关税”所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还是“一带一路”倡议所承载的开放合作理念，实际上都反映出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去”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工程企业作为“一带一路”的主力执行者，既是受益者，也是风险承担者。在以规则为核心的全球化体系趋于破碎的今天，他们面临的已不仅是市场进入的门槛，而是制度、安全、合规、价值观等全方位的挑战。这种趋势要求企业不再依赖过去的经验路径，而必须在理念、结构与能力上完成全面更新。

一方面，我国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工程企业要从全球化的“使用者”转变为“塑造者”。在全球规则重构的进程中，中国企业不应只是适应，而应积极参与。例如，在绿色基建、可持续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等新议题中发声与实践，提升话语权与引导力。

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构建“带得出、立得住、融得进”的新型国际化能力。这包括对不同文明和制度的理解，对风险的前置识别与管理，以及通过属地化实现本地融合、长期发展。

当然，要让中国工程企业真正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强支撑者，当前环境下，也急切需要国家政策与行业体系给予更具针对性的保障与引导。包括：强化国家层面的贸易与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面向企业的地缘政治、法律环境、贸易政策动态信息平台，帮助企业提前感知和规避重大外部风险；完善“走出去”企业的金融工具支持，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更深度协同，丰富工程保险、海外担保、跨境结算等金融产品体系；推动建立行业协同机制与知识共享平台，通过各类商会、协会、联盟等机构，强化企业间的经验交流、标准共建与海外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在重大项目中的联合能力；加强国际规则的研究与参与，鼓励高水平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国际基建规则、工程标准的制定过程，在制度层面提升能力和声音；引导工程企业加快人才国际化与数字化转型，支持企业设立海外人才中心、数字运维平台、数据中心等新型能力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超越经贸层面的全球合作平台，其前途并不取决于某国的一时的政策波动，而取决于是否为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提供真正解决发展问题的公共产品。中国工程企业正是这种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在全球化“碎片化”与“区域化”并行的未来格局中，企业只有从更宏观的战略视角出发，锤炼自身组织能力、提升系统整合水平、拥抱复杂多元的世界，才能在时代的不确定性中抓住确定性的机会。

未来已来，唯有主动进化，方可稳步前行。

探寻“一带一路”中长期投资机会

2025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12个年头，12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变成行动、从愿景变成现实，投资大幅增长。反映至投资市场，“一带一路”主题下投资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热点所在。

“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互利共赢时代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不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已经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持续推动中国和带路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公路、中俄黑河大桥、中欧铁路等大批标志性项目落地，现有“一带一路”在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中约有超过1/3采用中国标准，对于我国输出优势产能、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受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持续提升，202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创新高，达到22.1万亿，较去年增长13%，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及公开资料整理，截至2024.12.31

并且，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大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业种类较为丰富，伴随着跨国合作平台的扩展和机制的健全，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相关企业有望迎来更广阔的空间，其成长性和盈利能力有望近一步提升，包括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行业、化工等在内的相关产业将长期受益。

“一带一路”基金助力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开展的大量合作，有效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缩短了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时间，降低贸易成本，释放贸易和投资潜力，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动能。一大批“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稳步推进，并取得实质性成果。

以制造业为例，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的制造业第一大国，202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我国更加具备对外输出制造业大国优势的能力。2023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主要区域东盟的投资，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流量行业构成情况看，第一位就是制造业，投资额达91.5亿美元。

目前“一带一路”主题涉及面广，相关投资标的比较多，参与投资的基金主要分为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基金和主动管理型基金。

浙商基金部分基金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相关产业链的特定领域，基金经理刘新正表示，“一带一路”已经从倡议走向现实，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增长当中。“走出去”的既包括上游资源企业；也包括具备全球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还包括配套物流企业。产业链部分转移，中国企业的产品在“一带一路”国家份额提升，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总需求的扩张。机遇不仅在于中国资本品行业，也包括消费品和物流等配套服务。

“一带一路”赋能部分公司投资价值提升，提供未来五到十年持续的增长动力。其在管浙商基金智选价值，在资产配置上着重配置了制造业、交运等行业。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既契合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诉求，又带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顺势转移产能而壮大发展，一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代表中国软实力的特色产业，借此走出去并实现国际化。

浙商基金自AI战略启新以来，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致力服务于国家科技创新、一带一路、五篇大文章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实际行动参与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为金融领域高效、高质量的未来，贡献所能。